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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闻】几万人都在等这部台剧的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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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最累的东亚人,最理想的精神状态不是发疯就是躺平。然而真正实践起来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人,选择在影视作品中解决精神内耗。付出最小的现实代价,获得最高的心理代偿。

口碑台剧《不良执念清除师》完结月余,豆瓣评分稳定在8.8分。轻快讨巧的剧集氛围,勇于撕开伤口的现实呈现,都给人提供了喘息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亲缘性和类型题材上的稀缺性,这部剧格外适合大陆观众的体质。


(资料图片)

本文含剧透,请酌情阅读

01.

执念成精!去他的人类中心主义

《不良执念清除师》的灵感,来源于导演林冠慧意外发现的一尊藏在桥下的铜像。几十年前,它为纪念舍身救人的少年而立,时过境迁却被人们遗弃。林冠慧觉得这尊铜像承载了人类的情感投射,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也因此为它的遭遇唏嘘。

林冠慧想到了执念,作为人心的一部分,执念可以通过艺术表达,映照出具象化的生命。“因为物体里头一直充斥着某个人留下来的强烈情感,久了就产生自己的意识,成为世人眼中的‘怪物’。”

在《不良执念清除师》中,执念可以是祈愿,是善良的交警祈祷儿童远离车祸的许愿石;执念可以是思念,是失去女儿的妈妈照女儿模样仿刻的娃娃;执念也可以是孤单,是“孤独死”的青年生前聊以为伴的仕女纹身。

仕女纹身“执念怪物”

他们幻化出人形,但在世人眼中不可见,除了男主角蒲一永。作为连接精怪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媒介,蒲一永通过书法完成“执念怪物”的愿望,也帮助人类疏解执念。从名字的设定上,就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

蒲姓有意致敬中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人物蒲松龄,“一”代表书法开天辟地之初,“永”则包含了书法中所有的基础笔画。深受香港僵尸片影响的林冠慧认为,书法具有人心的力量。“小时候看林正英的电影,他写下的符咒能用来对付僵尸,那绝对不只是朱砂跟黄纸的功用,还有灌注在文字上的心意。”

以传统文化的形式为现代生活开药方,且古且今,正是《不良执念清除师》这类奇幻剧集存在的意义——既由于贴近现实生活而可信,又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文化代偿。

在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伯曼看来,“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都处在万物有灵论时期,世界是充满迷魅色彩的,人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但在仅仅四百年间,这一观念被完全颠倒过来,这就破坏了人类经验的延续性和人类心理的整体性。这一颠倒几乎毁灭了整个星球……唯一的希望,至少对我而言,在于整个世界的复魅(reenchantment)。”

伯曼所说被颠倒的观念,即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由工具理性的异化导致。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新的迷魅,人类变得极度依赖科技甚至被科技操控。而科技本身,根本无法处理自由意志的巨大复杂性。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相伴相生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剥夺了人类的想象力,束缚了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对幸福的追求。

此种生存境遇之下,人类会幻想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获得某种解脱。本来被挤压至边缘的“万物有灵”经验回归,作为寻根和反思的奇幻作品,在自然和科技之间为人类预留了喘息空间。

《不良执念清除师》中的“执念怪物”可以是各种有灵性的物品,他们虽然由人心孕育,但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像母亲过度思念女儿而幻化的执念娃娃,就很讨厌被当作那位女儿的替代品。她努力把自己变成年龄、高矮、胖瘦截然不同的模样,还产生了嫉妒心理。当那位母亲放下对女儿的执念,执念娃娃却拒绝被蒲一永“渡化”,选择留在那位母亲身边。

剧中蒲一永与“执念怪物”们的关系并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驯化、掠夺和控制,而是相互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万物有灵”,是前现代社会为苦闷的现代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可堪慰藉。

02.

撕开伤口:奇幻表象下的现实粒度

作为一部杂糅了轻喜剧元素的奇幻剧集,《不良执念清除师》虽然充满了青春日漫式的插科打诨,但在沉重严肃的部分又相当坦诚。一味的戏谑搞怪,会远离“借鬼事写人情”的根本。在奇幻的表象下,它选择撕开现实的伤口,并以细微的颗粒度呈现。

剧中的每一个单元故事,都与死亡有关。就连蒲一永本人,也是在经历了车祸和父亲死亡之后,拥有了看到“执念怪物”的能力。《不良执念清除师》直面死亡,也拒绝将死亡浪漫化——人死后不会变成星星挂在天上,也不会变成仙鹤飞往极乐,人死了就是死了。

它直接在镜头前展示人肉体的崩坏,皮肤是溃败的,血肉是模糊的,骨骼是裸露的。死亡在视觉上如此骇人,但对死者的亲属来说并非如此。比如蒲一永,看到了附身在残破尸体上的“执念怪物”,会想到爸爸在出车祸的瞬间,是先死去还是先感受到痛。

后来这具尸体被发现,蒲一永拜托办案的警察保持尸体的原状来让亲属看。“不要自己觉得同情就不让他们看,他们有权利知道。”这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也鲜少触碰的维度,对现实的洞察细致而又精准。

《不良执念清除师》也不硬凹温情。剧中的何姐,女儿失踪多年,打算每年都按女儿年龄的增长做出来一个娃娃。因为反常规而不敢宣之于口的是,何姐想象不出女儿长大的样子,只能想象出女儿的尸体。这种叙事不温情,甚至有点挑战观众,但却显得真实而有万钧之力。

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才能真正懂人情。所以《不良执念清除师》能探测出哪怕是游丝般的社会脉动,从中为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争取一席之地。蒲一永为无名的“大体老师”找回名字的单元故事,就是例证。

“大体老师”背上的仕女纹身,是确认他身份的唯一线索。一个人该有多孤独,才会寻求纹身的陪伴,还特地要求纹身师把仕女的脸改成普通人。他会自顾自地跟纹身说话,让纹身幻化成了人形。可因为纹身在后背上,他看不到纹身,纹身也看不到他,更不知道他的名字。蒲一永为他找回名字的过程,也是把人还原成人的过程。

“大体老师”叫林永川,本拥有幸福的家庭和笃定的教师梦想。只可惜命运的变故,让他同时失去了父母和梦想。他中途辍学,又被职场淘汰,切断了与社会的最后一根稳固纽带。他没能建立亲密关系,也许害怕再次面对死亡,他连宠物都不敢养。只有在流浪者群体中,他才能短暂寄身。可这种连接是那样微弱,不互通姓名,只有代号。一夕猝死,竟然成了无名尸体。

在林永川的追悼会上,这些流浪者告诉了蒲一永自己的名字。“像我们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人,至少要留下个名字。”原子化的“无缘社会”,名字成了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最后痕迹。这与《寻梦环游记》“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的宗旨,恰好不谋而合。

03.

死亡解禁:不谈死,焉知生

在奇幻类型中,对死亡议题有如此开放和粒度的探讨,最终是为了打破文化禁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同样受现代性所苦。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的生命策略就是对死亡的驱逐”。

它让人们相信未来的不朽根植于现在,把死亡解构为可以花钱干预的医疗项目。然而实际情况是,“死亡作为现世的终点,对理性抛出终极蔑视”。东亚语境下,尤为如此。由于相对缺乏宗教信仰和对死亡的想象,人们更难面对死亡。对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的态度,也整体偏向消极。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采访中表示:“病患的家属经常把抢救病人的生命作为‘孝’的指标。而现代医学则将救死扶伤作为目标。两者都忽视了病人的尊严。无谓的徒劳的抢救,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这种生命的延续,其实是没有尊严和品质的,人的精神性被压抑。”

在这一点上,《不良执念清除师》突破了东亚的传统死亡观。蒲一永的爷爷从车祸后,就一直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中途他心脏停跳好几次,胸部皮肤被电击除颤灼得发红。后来蒲一永发现,爷爷在车祸前就出现了死亡征兆,真正把他抢救过来的不是现代医疗,而是附身于千年观音像底座的执念“莲花奶奶”。

在剧集的前半段,“莲花奶奶”一直是蒲一永眼中死亡和危险的象征。他小时候见过“莲花奶奶”和爷爷起争执,又在监控录像上看到她出现在爷爷的车祸现场,有策动车祸的嫌疑。他像害怕死亡一样害怕“莲花奶奶”,直到真正打上交道梦魇才消散。

原来,“莲花奶奶”的真正面目是可爱傲娇的老太太。她因为活得太久一心寻死,而蒲一永的爷爷不愿帮她的忙,她才赌气也不让爷爷死。通过她,蒲一永恍然大悟:死亡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情,可以用轻快的语气来讲。所以最后,蒲一永请她实现爷爷的意愿——自然死亡。

东亚社会更习惯用沉默替代表达,用压抑替代释放和纾解,只在死亡面前才可能谈及最本质的情感。即便是蒲一永这样成长在极度开明的家庭里的人,也是在走过这么一遭后才给自己松绑。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而不谈死,又焉知生呢?

当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也就可以坦然接受和死亡同类的所谓“负面”的概念。比如疾病、残障、衰老这些健康的反面,不应该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比如“负面情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情绪和感受没有好坏之分。

正如美国作家索尔贝洛所述“镜子需要漆黑的背面”,“负面”仅仅只是另一面,我们需要透过另一面来看清世事。人不可能只活在某种单一的面向里,学会接纳“负面”而不只是回避和压抑,是东亚人很重要的一课。

参考资料:

1.《不良執念清除師》導演林冠慧:創造喜劇獨特標點和台詞,演員不能太「做自己」| 劇夠

2. 为什么她们拍得出《不良执念清除师》?| 娱理

3. 魏然:奇幻的文化坐标| 文艺批评

4. 动物只会消亡,惟有人才会死:由死亡想到的| 界面文化

5. 中国人的生死观:用科学的合理,掩盖文化的无能|新京报书评周刊

撰文:布里

监制:猫爷

配图:《不良执念清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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