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观天下！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阐述了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大德，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更是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的精神源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对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就发展出一系列富于包容性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诸如“厚德载物”的修养之道、“因睦以合族”的治家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兼听则明”的治国之道，以及“协和万邦”“修德来远”的民族、国家间交往之道。这些思想及其包容性内涵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深深浸润于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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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物质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背景。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面积辽阔而内部相对通达的地理特征，为早期人群的迁徙和交往创造了便利。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对稳定秩序、分工合作的需求，农耕与游牧两大体系长期共存、互补互嵌的特征，都有利于各族群间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认同，并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合作共生。在社会文化层面，中国自古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发展出“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对内造就了仁爱、宽和、协调、有序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治理模式，对外形成了“天下一家”“有教无类”共跻“大同”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主张。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理性化特质，关注现实世界，崇尚以人为本，强调人文教化，呈现出不同于世界上某些排他、自负的一神教文明的宽和包容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又是与原则性高度统一的。古人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稳定等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原则、从严处置。对待各种新生事物和外来事物，则既开放吸收、虚心借鉴，又恪守国家与文化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不生搬硬套，更不妄自菲薄。在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主导文化是国家的“不易之道”“常经大法”，也是各族人民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以及和谐交往、包容发展的文化基础。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但民族和文明的主体性并未丧失，更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起现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进一步激发、支撑了文明的包容性。中国的包容文化，既讲“存异”，又讲“求同”，特别是求“大同”。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容”的目标和结果即在于“融”，就是在尊重差异性、包容多元性的同时，通过不断深入的交流碰撞、合作互动，着力寻求共识，增进共同性，推进一体化，保持自身充沛生机和强大活力。而包容性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巨大基础性作用，也由此得以充分实现。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就是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各族人民长期密切联系、频繁交往。中国传统天下观认为，周边“夷狄”人群与中原“华夏”人群共居同一个“天下”，也同属一个“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尽管“夷夏”有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以种族、血缘或地域来划分，更多是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来判断，并且这种认同是可以养成和转化的，因而夷、夏人群同为“圆颅方趾”的天下之民，本质上并无差别。正如《论语》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人很早就萌生出极具包容性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开明民族观念。后世历代中央王朝，无论其创立者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也无不尊崇这种理念并作为治国原则——“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这种毋论华夷、包容一体的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持续深入推进、为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障。

在强调各民族一体性的同时，中国古人还意识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民族治理思想，主张对边疆民族“因俗而治”，包容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为各族人民之间持续、良性的互动创造了积极条件。以此为基础，各族人民在不断交往交流的历程中，和睦共处、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携手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向心力也随之不断加强。近代，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抗争中，在追求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大业中，传统的民族包容交融思想进一步升华为各民族平等的共同准则，中国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愈发团结凝聚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从自在走向了自觉。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中国特有的包容性历史传统与文明形态，奠定了我国宗教治理的基本模式。中华文明自古就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文明，主张“天道远，人道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中华文明不排斥宗教，但比起“神道设教”，更注重人世间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也惯于从现实角度来观察、评价各种宗教。同时，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使历代王朝皆把现实政治权威置于宗教之上，构建起“政主教辅”“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避免任何宗教左右政局，也不让国家与特定宗教截然对立。中国历史上总体保持了一种有原则的宗教宽容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宗教不违背国家主导文化、不触犯国家法律、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情况下，国家基本不强制干预宗教。在这种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中华文明得以平稳顺利地包容多种内生或外来的宗教，形成各种宗教有序并存的局面，以及总体和谐平等的宗教关系。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着力引导各宗教发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的积极作用，服务于社会文化生活和国家治理。佛教之慈悲利他，道教之清静寡欲，伊斯兰教之洁己好施，基督教之助益科学技术传播，都被中华文明吸取运用。在此过程中，各种宗教也以中国国情民情为依据，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佛、道二教与儒家思想不断互动交融，最终走向“三教融合”；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涌现出一批致力于“以儒诠经”的“回儒”；明末天主教东传，为在中国立足，定下了许可信众尊孔、祭祖、敬天的“利玛窦规矩”。考诸历史，我国宗教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鲜明的包容特性和强大的包容能力。正是这种包容性奠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并使之在中华文明发展总体进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不是孤立于世界的，中华文明所创造的文化也不是封闭保守的。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玉石之路就已将中原、西域和中亚、西亚连接起来。《山海经》描绘的“四海八荒”的奇人异物，反映了先民们丰富的域外知识和旺盛的探求精神。古人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坚持包容和谐，则能生成万物，若完全趋同单一，反而无法延续发展。于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漫长历史中，中华文化坚持以开放博大的胸怀面对其他文明，包容尊重外来文化，进而主张“修文德以来远人”，通过自身的德性修炼，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和谐。

同时，中华文化又能积极吸纳、融合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正如古人所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先民深知兼容并蓄、广纳博收的必要。经由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乃至其他大大小小的对外交通孔道，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无论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抑或是思想、文化，都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国，又在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加工之后，融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未曾间断，中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获得赖以发展壮大的新资源、新动力。直到近代，即便面对列强的侵略欺凌，中国仍未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反而更清醒地认识到差距和不足，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愈发广泛主动地吸收外来文明成果，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最终寻得了马克思主义，也开辟了中华文明新的境界。放眼世界，中华文化中这种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也为我们超越“文明冲突论”，更好地认识、维护和发展全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眼界与思路。

不断实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当代发展

历史上，包容特性对中华民族的成长发挥了巨大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也极大地形塑了中华文明的形象和气质。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所面对的内外形势与历史任务的显著变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有了新的表现。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本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明意识，以开放的世界眼光，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在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深化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百”方针、对外开放等体现高度包容性的根本制度和重要方略。在民族宗教工作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维护并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些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让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得到不断激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容特性的归纳、阐释与运用，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重大创新理论，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创新活力，深化了创新特性的时代内涵。今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更应立足“两个结合”，坚持多元一体、开放和谐、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不断深入研究并持续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征程中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科研秘书，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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